5月5日，百川电力近日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757,682.67元，同比增长293.09%。

强力推进消费扶贫。继续提升黑龙江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中的中央资本金比例。

优化光伏扶贫电站电费结算和服务流程，确保电量全额消纳、电费和补贴及时支付。进一步增强黑龙江省农村电网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建立专项用于电力普遍服务的非税政策性收费政策，由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平衡使用，以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效率的电力普遍服务和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及利用。同时，积极探索利用电力普遍服务机制筹集资金，解决新能源消纳、电价交叉补贴等能源电力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慧农帮电商扶贫平台应用，继续组织扶贫农产品进食堂、进营业厅、进工会慰问品，拓宽贫困人口增收渠道。

强力推进定点扶贫。扎实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县两率一户提升工程和国家级贫困县电网建设。过去的侧重点是保供，从现在开始要供给需求协调配合等等。

规划的目的，在于形成集体行动的逻辑，能够规范各个成员的行为，而区别于个体沉思或者倡议书式选择。只有方向性质，而缺乏程度界定的政策宣示规划，必须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其要义在于建立透明与明确的规则。不能类似一个人在思考决策，认为某个东西是方向上对的，然后就摊派绑架到模糊的所有人身上，而完全不问具体程度如何，是否做的不足还是过度。但是，如果这些目标缺乏具体的，可得的集体政策工具去实现，这种目标宣示，更多的只是展现了规划编制者的私人抱负而已。

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现实。2020年下半年的专栏，我们将讨论对应于市场失灵，需要设定何种额外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的逻辑与技术问题。

更大的费解在于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比如北欧小国可能接近完成，德国是专门词汇Energiewende（能源转型）的发明者。这种提法对生产者没有行为激励与规制作用，也不应该有，否则就是限制开放竞争，不能讲现在不缺电，就不应该建新机组――你怎么知道这新机组的目的是满足需求，而不是优化结构用的？这提法又跟消费者毫无关系――她不掌握任何的节能技术与方案。这宛如能源转型成为了一种先进技术，似乎有些神秘，国外掌握而我们不掌握，而不是复杂的经济政策、政治经济与政治互动。

企业的计划与规划可以随时调整，因为它是把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选择上的。道德的感召或者说服力量（moralsuasion），往往只对个人奏效，而对于一个集体是无效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保障其公平竞争的权利。但是，在我国，这种公平很多时候往往上升到企业层面，成为了企业之间搞平衡。

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感性大过理性、依靠直觉，有限理性与启发式（heuristic）的处理信息，以及展现黑猩猩与工蚁不同组合的个性与自负。而不是反过来，调不下去成为了一种没办法从而正常的事情。

但是首先，这一权利与义务参照系的颠倒，其实反映的正是分析层次上的混乱，拟人化问题。作为一个集体文件，这样的表述完全没有信息含量与集体可操作性。

集体的目标，需要集体的政策工具去实现。从卓尔德中心参与国际项目的经历总结，国际经验要变得相关有用，必须超越拟人化的层面，从结构上回答三个问题：发达国家这么做，其理论背景是什么？跟理论方案相比，现实的他国方案存在哪些妥协或者次优选择，而又不至于造成理论上的最优政策严重扭曲。集体有它自身保持合力、压制搭便车的逻辑。十四五电力规划，是一个集体产品，也必须是一个可供整个行业与社会大众理解的产品，必须适用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不是个体的思考、决策与行动逻辑。这种搞平衡的方式貌似公允，其实是以损害第三者的福利为代价的。这一点，典型的体现在各种基于市场激励的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设计上。

节能优先是什么意思？相对什么需要优先？一个相对的参考系似乎是供给。费解的滚动规划2016年发布的《电力规划管理办法》写道：规划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电力规划进行适当滚动和调整。

电力规划发布2至3年后，国家能源局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规划实施情况对五年规划进行滚动。第三，分析一个大的集团，比如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行为，是如何在其价值观体系下制定规则，对个人行为进行治理与规范，使其实现特定的全社会目标与本身的使命问题。

只有搞竞争，才能给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与服务。即使从成本为基础，全部回收成本的计划经济视角，这些机组损失的市场份额，也应该是监管者考虑这一损失进行额外定价（最终成本社会化，消费者承担），而不是让其他电力同行负担。

类似下文提及的节能优先这种表述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转移。选择错误的后果是自己承担的。与中国现状的联系是什么？如何与中国相关？不回答这三个问题，笼统的学习国外经验，往往无法操作。要规制集体行为，跟个人思考不能是一个模式。

在个体层面我们存在广泛的互相学习的空间，比如缺乏经验的向有经验的学习，普通人向专家学习专门知识，学生向传授知识的老师学习，道德水平一般的向劳模学习等。这在煤改电、煤改气、能源扶贫方面都有着深刻的教训。

这种侧重点的说法，如果成为政策，又刚性层层摊派执行的话，很可能做的非常过度，产生逻辑问题。电力规划，显然是个集体行动计划，不是一个人思考自身的行动准则与计划。

这一提法再一次出现在新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这其中的关键词，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适当、重大变化，都属于非常主观的词汇。

或者要滚动，必须额外证明这种滚动的理性，并重新走一遍利益相关者程序与政府与法律流程（这在操作上可能已经不现实了），相当于重新制定规划。第二，分析一个小的集体行为，那是集体的组织，如何结盟，如何形成统一意志，如何确定愿景、制定计划、集体行动而又压制成员搭便车（只享受收益，而不付出努力）的动机，如何对外保持形象，以及实现工作目标的内外管理问题。这样的拟人化，存在对复杂问题的过度简化，甚至学习的主语具体是谁，哪个社会群体都搞不清楚。企业的天职往往就是搞竞争（欧洲大陆与北欧存在诸如员工持股、企业合作社、非赢利公司等区别于一般公司的组织形式，其可能放松对利润的要求，但是仍然需要为市场生产与参与市场竞争）的，激发活力与创造力，不可能十个手指一般长。

举个例子，《关于深化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了坚持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市场主导、因地制宜、统筹有序、安全可靠的基本原则开展，但是所有的这些思路，都只是个大致方向，而不同人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比如关于我国国情到底是什么，关于多可靠算可靠（事实上，我们电力系统的问题恰恰在于为了可靠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等等。机组物理上调不下去，那是这些机组的问题，它们需要给别人钱以留在系统中。

在一个需求为10，可再生能源为5，化石能源为10的系统中，可再生能源能够以零边际成本为消费者提供电力，那么这些时候就不需要那些更高边际成本机组提供。在笔者的价值观体系中，人是需要基本的尊严的，人与人要讲较大程度的结果公平――这是目前西方社会日益右转、民粹化趋势严重的重要教训。

是个人的私域，还是涉及一个地区/行业，乃至更大到国家与世界。本期专栏，我们结合一些拟人化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特别是涉及规划中的滚动、语言的清晰性与明确性等问题，给出我们对十四五电力规划编制在消灭拟人化方面的建议。